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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如果事前认清该项目的性质，并在合同中引入行业自律机构等第三方护卫者，将会极大地减少投资者风险。
卢曼对此举例说，如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就会规范性地期望他人支持自己的诉求。与此相反，卢曼认为，法律功能必须在全社会的意义上讨论，而所谓全社会，则是指由经验上可观察的各种不断运作的社会沟通形成的社会系统[1]152。
西方法律具有了面对更高度的复杂性和低或然性的能力，从而一举预备了欧洲现代性发展的内在动力[1]184。在卢曼看来，这种法律决断中心的孤立状态在古代社会非常常见。(二) 认知性期望与规范性期望 传统法理学通常借助一些本体论概念来界定法律规范⑦，而卢曼则通过引入一项区分，即对期望失落情况下的两种行为可能性进行区分，重新界定了规范的含义：一种行为可能性是在失落之下放弃期望。这个决断系统既是对法律观察进行观察的条件，也是法/不法的代码化的条件[1]169。但卢曼认为，功能丧失其实是一种视觉假象[1]17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律系统的功能运作，并不单纯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持，相反，只有在‘规范性的期望能够被规范性地期望这件事情，能够被期望的时候，法律才成其为法律[1]168。11 卢曼敏锐地意识到，期望的不确定性要远比惊讶和失落更无法忍受。其三，以区块链技术为主导的跨境支付方式是公私合作构建国际新金融格局的机会。
后者还考虑了法律因素。区块链创新者需要与他们的法律和财务顾问紧密合作，以建立和完善连贯且可信的业务和框架标准。在美国对DAO案做出裁决不到一个月后，2017年8月新加坡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MAS）即要求：只要私人数字货币符合《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条例》规定的资本市场产品，则其发行由新加坡证券管理局监管。数字货币的出现，将部分抵消或减少传统支付系统在金融制裁中的作用，有利于保护被单边制裁的国家中普通公民和中小企业的利益。
其一，采取宽松的申报和登记举措。缺乏充分的信息披露或锁定期等保障措施时，不仅预售本身令人颇为担忧，同时也容易导致各种炒高抛低投机行为。
（2）不可兑换（或封闭的）数字货币，则仅用于某个特定的虚拟域或虚拟世界。SEC将私人数字货币发行视为证券发行的立场，和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2015年将数字货币视为商品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与域外法域相比，我国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法定数字货币路径，强调货币的法定性和强制性属性，自2017年就明文禁止了代币发行融资。如果事前认清该项目的性质，并在合同中引入行业自律机构等第三方护卫者，将会极大地减少投资者风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催化剂，削弱各国监管机构应对相关风险的能力和动机。1. 美国：定性证券并加强监管 美国证监会（SEC）早在2013年就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投资采取了执法行动，声称其实质为证券，并在2014年发布的私人数字货币投资者预警中提示：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数字货币的兴起为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担忧。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区块链采用了各种匿名化技术，如混币技术可将多笔交易进行混淆后输出，从而很难判断交易输出的数字货币来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进入专题： 数字货币 金融创新 。
二是各国监管由于地域限制存在天然的制度空隙，私人数字货币监管套利普遍存在。2018年10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通过了对其建议和术语表的修改，明确说明这些建议适用于涉及数字货币的金融活动，要求为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目的监管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包括对其进行许可或注册，并建设有效的监测或监督系统。
区块链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天然投票系统，包含了更改验证程序集或更新其自身规则所需的一切逻辑，投票结果亦可自动进行，链上投票机制自然成为区块链生态系统的首选治理机制。有的国家是为了绕过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稳定本国经济发展，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
数字货币双轨发展虽然涉及货币发行的控制权问题，但更多的是技术去中心化和规制集中化之间的张力问题。就发行主体而言，数字货币可以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两大类：前者是数字货币市场自发秩序的产生，后者则代表着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规制和垄断。在网络竞争空间里，声誉是参与者的名片，综合反映其行为、能力、品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在透明度较高的公开市场上，各参与主体都会综合考虑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平衡，守住诚信义务。而美国最主要的两个监管机构CFTC和SEC也相继表态。如果平台或系统通过了《证券交易法》第3b-16（a）条规定的功能测试，则该平台或系统必须根据《证券交易法》第6条注册为国家证券交易所。与此同时，交易所登记制度附带豁免规则，即SEC通过的其他安全港类似规则，将一小部分交易所从第3（a）（1）条下的交易所定义中免除，以能够灵活地豁免任何促进二级市场交易的组织、协会或个人团体的登记程序要求。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如何对其监管以有效保护持有者或投资者的权益？各国是采取一致行动进行监管？还是在从绝对禁止到放任自由发行的光谱中任意选择适合自己的监管方式？传统监管手段是否对数字货币行之有效？不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全球去中心化的口号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更像一个叫醒电话，唤醒中央银行重视法币价值稳定，唤醒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 （二）国家规制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公权扩张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的界定，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四个属性：一是发行人为中央银行，二是货币形态数字化，三是可获取性较为广泛。以及（3）澄清对银行加密资产风险的审慎处理。
质言之，法定数字货币之此货币并非私人数字货币之彼货币，不能将二者关系简化为相互取代的问题。该案中，SEC认为投资者基本上依靠DAO发行人的营销能力和专业知识来选择相关项目，而由于DAO持有人的投票和所有权限制，投资者并没有收到足够的信息来实现对项目发行者的制约。
在共同治理的体制下，政府的角色从控制者向服务者和促进者转化，法律成为各参与主体共同面对问题的解决手段，而不只是政府的命令活动。EBA并不鼓励金融机构购买、持有或出售私人数字货币，直到采取实质性的规制手段，其中包括：（1）建立一个治理方案，设立权威机构为每个私人数字货币构建非政府实体管理的规制主体，该规制实体必须对监管机构负责。
（4）转让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数字货币如何交换、交易和转售。作为新型数字化经济社会基础架构的数字货币也应运而生，蓬勃发展。2016年7月，欧委会提出在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在欧盟内扩展第四反洗钱指令第2015/849号中私人数字货币市场主体的范围，主要是减少私人数字货币的匿名性质，更有效地监控数字化项目进行资产转换。另一方面，通过公私平台间的合作及其信息共享，帮助创建不可更改和可追溯的记录，与独立审计师和监督者等实体共享，从而降低私人数字货币平台的合规风险，更有效地保护数字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利益，并反过来促进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瑞士，获得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颁发的许可证后，采用私人数字货币交易所的注册流程，可确保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场所良好的运营环境。全球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反映了政府信用货币的衰落以及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不满。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这些规则，反洗钱指令下的新义务实体在将私人数字货币兑换为法定货币时，将必须处理个人数据信息，即执行客户尽职调查。或禁止将其作为支付手段，如越南。
（2）将IPO欧洲监管扩展到ICO。目前来看，数字货币的挑战已然显现，而全球数字货币的法律规则仍在形成之中。
其二，采取相对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目前，全球近200个数字货币交换平台创造了流动性，也促进了私人数字货币市场的价格发现。有学者即认为，不管私人数字货币的性质是货币、财产还是其它，其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支付系统，取代、补充或与传统支付系统竞争。故在2017年10月，CFTC根据SEC在其金融科技工作小组（即LabCFTC）发布的指导意见，做出澄清，认为SEC的分析和CFTC关于虚拟货币是商品、虚拟代币可能是商品或衍生品合约的决定之间无矛盾，这取决于特定的事实和情况。
因地制宜，我国亦不应采取单一的监管或控制思维，而应更多地寻求公权力机构和私权力平台合作，规制理念宜从政府监管向共同治理模式变革：从链下管制走向链上链下相结合的全域治理，从政府直接监管走向第三方护卫的间接治理，从国家规制走向超国家规范的规制治理。又可通过政府更为灵活的治理手段，制定必要的准入标准和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降低事中和事后的执行成本。
学者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强调行政的作用，关注命令—服从式的控制型行政监管关系。同时，此类项目获益的关键是投资者的利润主要来自他人的管理努力。
根据2019年全球加密数字资产标准报告的研究，只有将近半数的数字货币服务提供者拥有合规队伍，大部分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交易等服务平台缺乏稳定的合规预算和数据合规意识。还有很多国家进行数字货币试验，旨在推动本国金融制度改革，如突尼斯于2015年发行eDinar，用于即时移动汇款，在线和亲自支付商品和服务、汇款、支付账单、管理政府官方身份证明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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